這是2012.06.01由紐約華爾街日報專欄記者Jeffrey Zaslow寫的一篇紀念蘭迪的文章。這是我看完蘭迪『最後一課』視頻之後在網上進一步搜索和查詢找到的一篇非常感人的文章,這篇文章中進一步揭示了蘭迪在準備『最後一課』的前前後後,他問什麼對死亡和生活持有那麼樂觀的態度,以及對一個普通人的心靈剖解。
我曾在我所有的博客里發出邀請與網友一同合作將該文整理翻譯為中文,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合作者,也許正如蘭迪所說,雖然碰壁磚牆障礙,但是這是一種對我的考驗,不要埋怨,也許是我的努力還不夠。我曾經立下這樣的準備,即使是我一個人,我仍然會完成這一工作。實際上,再仔細研讀一遍,用文字表述出來,這是一次非常好的學習。讀過一遍與動筆寫作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認為這是一次對心靈非常好的洗禮。
翻譯整理已經進入三分之一,工作還將繼續下去。下面是目前的草稿,如果你能指正不對之處,本人也萬分感謝。
本博文將不斷修正更新。
最後的告別
說聲再見,這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有時我們很冷淡地說聲再見,有時確充滿了感情。
那麼,當來的最終告別的時刻來臨時,當死亡逼進時,我們是如何告別的呢?我們是如何表達我們的愛呢?
蘭迪(Randy Pausch),他是匹茲堡市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教授,他選擇以給他的學生和同事講授最後一課的方式來與大家告別,他的最後一課是在2007.09.18,這一舉動引起一場出人意料的震撼。這堂課以視頻的方式迅速傳播,數百萬的網民觀看了這次講課。蘭迪面臨胰腺癌的絕症,他表現出對生命的熱愛,選擇了一種激勵的方式迎接死亡。對與我們許多人來說,他的最後一課讓我們聯想到我們相似的未來,如果不是突然的,也是短暫的。他的命運也是我們的,只是來的太快了。
最後一課結束之後,我非常榮幸能有相當一段時間與蘭迪在一塊,我們共同寫作他的新書『最後一課』。我親眼目睹了他有時非常平靜的與他的命運妥協,有時,我非常理解,他在抗爭。
當時的課程是獻給他所“工作的家庭”,他想告訴他們在他不在的時候,繼續那些很好的事業。但自那次課後,蘭迪更加把精力放在他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傑(Jai)和他的三個孩子,六歲,三歲和一歲。
他在當時八月份得到最終診斷書之後,他和他的妻子並沒有告訴他們的孩子這個結果,醫生建議等到蘭迪病情更明顯之後再這麼做。十二月份,他告訴我,“我還是非常健康,我的孩子還不知曉,盡管我每天我對他們說再見。正是這種緊迫感,我試圖不讓他們知道。“
在他的講課和生活中,蘭迪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告別路線圖。這是一個非常務實,發自內心,有些有點離奇,但大部分是充滿樂觀的計劃,這讓人們不禁自問:“我將怎樣道告別?”
也許只有150人,蘭迪當時準備最後一課時他估計有這麼多人出現。蘭迪與他的一位朋友打賭$50,他的400人課堂將不會坐滿。結果,那是九月天氣溫和的一天,他估計那天人們會去做別的更有意義的事,而不是來聽一個將要面臨死亡、四十多歲、計算機科學教授的最後一堂講課。
蘭迪輸了,整個教室都擠滿了人,他非常興奮地看到這麼多人出現,他立下決心要教授一他擁有的一切。
他來的教室的橢圓形獎台,他注視著觀眾都坐下,他說:“讓我來完成這次講課”。
在這次課上,蘭迪幾乎沒有提到他的絕症癌。相反,他帶領著大家回到他生命的旅程,他從生活學堂中學的珍貴內容。他講到童年夢想的重要性,如何克服困難的堅毅不拔精神,他的許多話語成為如今的箴言,比如“你所遇到的磚牆阻擋是有原因的,這些是讓我們明白我急於想成的事並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他鼓勵聽眾要對別人有耐心,“等足夠的時間,人們會讓你感到吃驚,他們會表現非凡”。還有,他向觀眾演示,他在死亡的邊緣還沒有放棄,他趴在地上,做著讓人感到驚嘆的俯臥撐。
他的同事和學生們做在課堂里,深受他話語的鼓勵,為這麼一個人的激情而震撼,蘭迪讓每一個人進行自省,充滿了感情,他們都感到深深地悲哀,同時得到巨大的激勵。
蘭迪的最後一課站在獎台上講了整整七十分鐘,他讓聽眾信服他們有理由重新考慮他們的抱負,發現新的途徑去分析別人的缺點和優點。他用開放的熱情心慶祝他的導師和學生,他用簡單的表示,其中包括給他妻子的生日蛋糕(這是最為動人的一幕,譯者都無法想象蘭迪妻子當時的那種悲痛、感激的複雜心情),他演示告訴大家他對家庭深深地愛。這一非常樸實的傳遞,他擁有多麼豐富的生命,幾乎難以想象他瀕臨死亡之線會對生命有任何放棄,這就是他告別的最後演出。
我是一個華爾街日報的專欄記者,蘭迪在決定做最後一場講課之前的一周,匹茲堡分部的頭告訴我一定要參加這一次課。由於我專欄的重點是生命的變遷,日報的老闆認為蘭迪也許是一個故事非常好的材料。
我知道在一個學期的結束,大學教授都要做一個學術性的“最後的講課”,如果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可以想象他們會傳授的睿智。蘭迪的情況,當然不會是一個虛設的講課。
在開課的頭一天我先給蘭迪通了電話,他十分興奮地知道我對他課的好奇和詢問。我在電話交談中比較顯得心里不安;當時我不知道和一個將要死的人說些什麼。但是蘭迪發現這一點,他找到一種方式讓氣氛輕快起來。他當時在開車,他通過手機與我通話。我不希望他出事,因此我建議他有座機時再打電話。他大笑起來,“嘿,如果我死於車禍,這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當時幾乎不打算去匹茲堡去見他,從我在底特律的家到他那的飛機票要花$850,而且我的編輯說,如果我願意,我可以在課後進行電話採訪,問他的講課情況。最後,我自我的感覺告訴我,我不應該失去親自聽課的機會,於是我驅車300英里(相當於482公里)前往匹茲堡。
我和所有其他前來聽課的人一樣,我知道我將看見一個奇蹟。我希望我能寫成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但我沒有往更多處想。
蘭迪也沒有多想,當他的課程結束之後,他的計劃只是想有安靜的時間和他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們能在一起,他從沒有想到因此引起一場圍繞他的旋風因此而激起。
他的講課進行了錄像,華爾街日報發佈了其中的要點,視頻在開始在數千個網站上迅速傳播。蘭迪不久開始從世界各地收到電子郵件。
人們寫道,他的講座是如何改變和激勵了他們,他們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和自己所愛的人在一起,放棄自己的憐憫,甚至放棄了自殺的念頭。許多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這麼說道,蘭迪的講課說服了他們去擁抱他們的生命告別,正如蘭迪所說,“讓我留下的每一天充滿歡樂,因為再沒有其他方式來出現了。”
課後的幾週里,人們把他的課翻譯成各種語言,在網上出現各種版本。在印度的一所大學里,他們組織了一次課在影屏上了視頻,上百名的學生出現在課堂,他們分享著這種力量;結果又有更多的學生要求第二次影屏課堂。
在美國,蘭迪在“奧普拉秀”上重複了他的講演,ABC新聞後來提名他為“當年人物”中三人之一。成千上萬的博客寫的都是關於慶祝他生命的文章。
蘭迪被這一切淹沒了,他深受這種反響的感動。但是,他還是保持著他的那種幽默感。“讀到人們讚揚你是如何地偉大,你是多麼勵志的榜樣,讀多了之後就會到了一種極限,可是我仍然還沒有到達這一極限呢”
幾年前,傑建議蘭迪將他的想法整理成書留給她和孩子們,她當時想這本書的名字為“手冊”。最後一課之後,許多其他的人也告訴蘭迪寫一部關於自己的書。
蘭迪最初還在猶豫。是的,他還有許多別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根據醫生的診斷預測,他希望在有限的時間里更多地和他家庭在一起。
於是他講課之後休息了一陣,保守的化療阻止了腫瘤的生長。他開玩笑地說,“這是第一部在藥店里出售的書”。但是他還是不想讓他的最後幾個月妨礙他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光。於是他擬定一個計劃。
因為當時的體育鍛煉對他的健康狀況十分重要,他因此每天在他的社區騎自行車進行鍛煉。在這段時間內,他無法和孩子們在一塊,他和我達成一致在這段時間里帶上手機耳機進行交流,我們交流他想說的一切:課程,他的生活,他對家庭的夢想。
每天,他一上路到最後結束,我們就開始了對話。“我得走了”,他這麼說,我知道他感到急迫(和責任感)回到他得家庭生活了。
但是第二天,他又開始騎車時,他的對話又回到充滿激情的狀態。他對我吐露,自此他得到病情結果時,他發現如果獨自一人時,他會感到十分悲傷,無論是開車還是騎車。因此我感到他有我的陪伴,聽著他腳踏自行車時,他有一種高興感。
蘭迪有他自己獨特表述自己經歷的方式,經常有幽默感,突發的激勵感,一種非尋常地方式表現出樂觀的態度。在他最後一課之後的三個月里,他騎車53次,他所講述的故事不僅寫在書里,也是他表述告別的一個過程。
現在,蘭迪的三個孩子:Dylan, Logan and Chloe, 年紀還小,他們還不能完全明白蘭迪想要與他們分享的東西。蘭迪對我說,“我要讓孩子們明白我對他們充滿信心,我一直愛著他們”。
有些人在年齡比較老的時候去世,他們能夠撫養孩子成人,他們也許感到安慰能夠盡到撫育孩子的義務,在孩子成長期間在他們的身邊。“我在洗澡時大哭”,蘭迪說,“我不能做到這些,我不能看到孩子們做這做那,我想到孩子們將沒有父親,我更關注的是孩子們將失去的,而不是我將失去的。是的,我悲傷中有些是,我將不能這樣,那樣,那樣⋯⋯。但是,我給孩子留下的最大悲傷是沒有了我。我一直在想,他們將不能這樣,那樣,那樣⋯⋯”。
最初,他發誓將做好一切後事準備工作來安撫他家庭今後在沒有他時的生活。他的牧師幫助他料理遺產計劃和喪事。他牧師問:“你有生命保險,對嗎?”
“是的,已經安排好了”,蘭迪告訴他。
“很好,你還需要感情上的保險”,牧師解釋說,保險的費用將用來支付蘭迪還有的時間,而不是他的金錢。牧師建議蘭迪用一些時間來製作他和孩子們的視頻錄像,等他們長大,他們將能夠看見他曾是多麼隨和地和他們在一起,一起有過歡笑的時光。
蘭迪意識到孩子們的記憶力也許會是很模糊的,蘭迪一直試圖做一些事情,他希望孩子們會難以忘懷。比如,他和六歲的Dylan,有一個專門的小渡假,與海豚游泳。“一個孩子和海豚游泳,孩子是不容易忘記的”,蘭迪說,“我照了許多照片”。蘭迪還帶著三歲的Logan,去迪斯尼世界見他的英雄,米老鼠。“我見到他,我作了自我介紹”。
蘭迪還做了一件事,他與一些在非常小的時候失去了他們的父母的人進行了交流,他們告訴蘭迪,當他們越多地瞭解到他們的父母是如何愛他們,他們越是感覺到非常欣慰。當他們知道更多的具體內容,他們就更多地感覺到父母的愛還是永遠存在。為了做到這些,蘭迪專門給孩子們分別建立了單獨的回憶小冊子。他還為他們寫下他的期望忠告,比如,“如果我只能用三個字給你忠告,他們是,講實話(tell the truth);如果再加三個,我加:永遠是(all the time)”。
他給Chloe的留言是這樣的:“當男人非常羅曼蒂克地對你表示興趣,不要在意他們所說的,注意他們所做的”。Chloe當時還不到兩歲,也許將來對她的父親沒有什麼印象,蘭迪說,“但是我還是希望她長大後知道,我是她第一個深深愛她的男人”。
對妻子說告別需要的不僅僅是愛的詞語,還有一些具體的瑣事必須囑託。
在他得到死亡診斷通知書之後不久,他們的家就從匹茲堡搬到弗吉尼亞的東南區,這裡離他妻子潔的娘家比較近,這樣今後孩子的撫養就可以容易得到她家庭的幫助。最初,潔不願意讓蘭迪回到匹茲堡做他最後的一課;她認為他應該在家裡,幫助整理搬家的箱子,更多和孩子們在一起。潔對他說,“說我自私可以,但是我想要的就是你。你花時間在備課上就是我和孩子們的時間上的損失”。
當聽完蘭迪的解釋之後,潔最後非常不情願地放棄了,蘭迪說他們渴望奉獻出最後的一課,“一個受傷的獅子仍然想要咆哮”,他是這樣告訴她的。
最後一課之後的幾個月里,他進行了化療,試圖阻止癌細胞的迅速發展。蘭迪不願用“幸運”一詞來描述他當時的狀況。他仍然這樣說,“我的身體一部分還運行良好,我並沒有因這一事故完全被打到“。癌症的發展給他留下時間,讓他能夠與潔進行充滿生機活力的交流,如果是突發的心臟病或車禍,他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他們談了什麼呢?
刚開始時,他們記起在飛機上飛行小姐提供的非常糟糕的相互照顧忠告:“在幫助他人之前,自己先帶好自己的氧氣罩”。
“潔是一個給予的人,她自己經常忘記照顧她自己”,蘭迪說,“當我們身體上或精神上走下坡路時,我們無法照顧別人,哪怕是我們很小的孩子們”。蘭迪提醒潔說,一旦他走了,她應該保證自己是最重要的。
蘭迪和潔還談到這樣的現實,她將在未來的時間里做錯事,她不應該歸咎與只是她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的事實,“做錯事是做父母的一個過程”,蘭迪告訴潔說,“如果我還能夠活著,我們也會一道做這些錯事”。
在某種程度上,如果夫妻婚姻還有十幾年的時間,他們會發現一同生活會有幫助些,“我們討論,我們感到沮喪,我們感到發瘋,我們又和解”,蘭迪這樣說。
在當時,由於蘭迪的病情,潔試圖將一些小事擱置一邊。蘭迪很髒亂,衣服到處都是。“顯然,我應該更整潔一些”,蘭迪說,“我有很多對不起潔的地方,但是我們非常希望一塊共度我們最後的幾個月的時光,而不是爭辯褲子還沒有掛起來?我們沒有。於是現在,潔將我的衣服踢到一邊,接著做我們的事“。
一位朋友建議潔保持寫日記,她寫些有關蘭迪讓她感到不安的一些事。蘭迪有時特別自信,鄙視他人,自以為是。“蘭迪今晚沒有把飯碗放進洗碗機”,她一天晚上這樣寫道,“他把飯碗留在桌上,接著上電腦了”。她知道他沒有時間了,他急於上網研究醫療治療的方法。但是,飯碗還是讓她不高興。她寫下這件事,這樣她感覺好些,他們沒有必要去爭論這件事。
有些時候潔告訴蘭迪一些事,蘭迪確沒什麼可以說的。她對他說,“我無法想像在床上翻身時發現你不在了”,還有,“我無法預見我自己帶著孩子們去渡假,而你確不在”。
蘭迪和潔還咨詢了一位專家,該專家專門為夫婦中有一人被診斷致命疾病的家庭提供心理服務,這對他們幫助很大,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在痛苦中之中,兩個人常常在三點的早上在床上痛哭,哭了又睡,四點醒來又哭。“我們通過一些聚會讓我們有點事情做”,蘭迪說,“我們不能就這樣倒下,我們需要睡覺,這樣我們中間的一個人可以早上起來給孩子們做早飯,這個人總是潔”。
對蘭迪來說,說告別的一部分就是要保持樂觀。他得到診斷之後,蘭迪的醫生給他的告誡是:“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好像你將你還一直在孩子身邊”。蘭迪已經做好了準備,他對醫生說,“醫生,我剛剛賣了一輛敞篷車,剛做了輸精管切除手術,我還有什麼需要準備的呢?”
十二月份,他和他的幾位很好的朋友去深海潛水旅遊;他們總是準備好要說的話;他們合伙一塊給蘭迪做週末告別。但是他們很好地避免出現過度感情化,比如“我愛你,好男人”的話題來含指蘭迪的致命癌症。相反,他們回憶過去,住在一塊,相互開玩笑(實際上,當時大多數情況下是蘭迪的朋友們開蘭迪的玩笑,稱他為“匹茲堡的蘭迪聖人”,這是他自講課之後得到的稱號),他們之間沒有限度。當蘭迪抹上護膚防曬霜時,他的一位朋友開玩笑說:“害怕皮膚癌,蘭迪?你這是把好錢花在沒有用的東西上”。
蘭迪非常喜歡那個週末,他後來說,“我保持我的眼光觀察平時看不見的東西,我生活在死亡之中,但是同時,我生活在充滿生機的生活之中。”
自此蘭迪的最後一課在網上傳播之後,他聽見了成千上萬陌生人的聲音,許多人提供咨詢,分享他們是如何應對最後的告別。
一位婦女的丈夫因為胰腺癌去世,她告訴說,她丈夫的最後講話是一個很小的圈子:她,孩子,父母和兄弟姐妹。她丈夫最後感謝他們親人的指導和愛,回憶起他們過去的時光。另一位婦女,她的丈夫死於腦癌,她建議蘭迪與潔好好談談她將需要準備什麼來保證他們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有一個正常的生活。“他們將會有畢業典禮,結婚,生自己的孩子。當一方在早期去世時,有些孩子會認為其他孩子的正常生活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蘭迪深深為這些品論所感動,比如一個人得了非常嚴重的心臟疾病。這個男人寫信給蘭迪,告訴他印度的精神領袖克拉西那募提(Krishnamurt)在1986年去世,該領袖被問道什麼是最為體當的方式進行告別,他說。“告訴你的朋友們,他的死亡是他的離去,也留在你的生命之中,他不是孤獨的”。他給蘭迪的電郵中說,這個領袖當時是確定:“我知道你不是孤獨的”。
化療給蘭迪的生命得以一定的延緩。三月,蘭迪與腎臟和心臟衰竭抗爭,他仍然保證他去華盛頓的旅行,在國會議院上,他代表胰腺癌行動網絡組織進行講演。
他的講演充滿了力量,他談到抗爭最致命的胰腺癌所需要的科學研究,他舉起一張很大的照片,這是他和潔及孩子的照片。他指著潔告訴議員們說:“這是我的寡婦,這不是你們日常生活中用的語法詞⋯⋯胰腺癌可以被戰勝,但是這需要更多的勇氣和資金”。
蘭迪停止了化療,之後他恢復了體力,他期待專門治療肝的療程,他非常積極配合,但是他也這道不會有大的奇蹟,他知道他的路程不長了。
於此同時,我感到和蘭迪在一起的時光完全改變了我;我在前排親眼看見他對生命的熱愛。我和他交流了許多電郵,我都安全地將這些都保留了下來。他每天的電郵,短的,充滿樂趣的,充滿智慧的,照亮了我的個人郵箱。我恐怕有一天再也不能聽到他的聲音了。
蘭迪在和我一起的日子里很少表露出感情。他表現出勇敢,談到他的死就像一位科學家一樣。事實上,當我們討論到書的最後一章,他根本就沒有哭泣。
我們決定最後一章是關於他講課的最後的時光,當時他的想法和他所說的。他認真想了想,深深吸了一口氣,情緒又高漲起來,然後他描述了最後一章的結束語,他說,“最後一課必須是我生命的最為精華部分”。
在討論書的最後一章也是他最為動情的時刻,我可以從他的聲音中聽到這種情感的爆發。我們最後的一同旅程是他還沒有來得及說完的話,他不再需要騎自行車了,他帶著耳機,我拿著電腦,不停地進行記錄,他的話回響在我耳中,幾週之內,他就沒有力量做任何身體鍛煉了。
蘭迪得知他的最後一課對許多人能有幫助,這使他非常高興,他希望這本書也能留下他的傳奇財富。同樣地,他在這生命最後時光,他不斷提醒我要深入他的心中,提供他生命的經驗教訓,很多時候就只是我們三個人,“我試圖把我想象為一個瓶子,總有一天會被沖到海岸邊被我的孩子們拾到”。
儘管他想傾述他的所有這些告別,他十分欣慰地發現他將會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孩子們,這比任何東西更為重要,需要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多麼地愛他們”,他告訴我,“他們的父母並不一定非要活著產生這樣的影響”。
-完-
參考
Zaslow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的特別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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